1985年5月27日，《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中国教育体制改革的大幕由此开启。
从那个改变历史命运的时刻出发，30年，中国教育究竟发生了怎样的改变？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改革又该迈向何方？
5月25、26日，由中国教育学会、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华东师范大学和本报共同主办的纪念《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颁布30周年论坛在华东师范大学举行。本报今日推出特刊，为纪念，更为凝聚共识，再次出发。
30年，教育体制改革的历史进程始终显现着《决定》穿透时空的思想力量，中国教育面貌的深切改变点滴推进。
“一个改变历史命运的机会来了。”教育部政策法规司司长孙霄冰这样描述他听到《决定》那一刻的感受。在他看来，《决定》标志着从过去轻视、忽视甚至贬低教育转变到开始重视教育，更从管理体制、教学改革、教育立法等诸多方面为中国教育指明了改革方向。他以一串数字为例：“经过30年奋斗，我们的教育事业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普通高等学校数量增加了1000所。高等学校的普通本专科学生在1985年的时候是140万人，到2014年的时候是2547万人，增加了18倍。中等职业教育学生数在1985年是314万人，到了2014年是1802万人。这样的变化使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中国现在有世界第二的经济总量，在国际上以负责任大国的面目出现，它的支撑基础是人才、教育。”
抽象的数字背后，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瞿振元欣喜于教育质量的全面提升，“基础教育的发展极大地提高了全体国民的基本素质；职业教育持续快速发展，培养了大批技术技能型人才，极大地提高了劳动者素质；高等教育的历史性跨越，极大地提高了专门人才队伍的数量和素质。我国实现了从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的历史性转变，并且正在向人力资源强国迈进”。
“体制改革是中国教育改革的一个突破口。”从国有化的办学体制向一主多元的办学体制转变，从条块分割的领导体制向中央和地方两级领导体制转变，从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到自主管理体制转变，从高等学校是事业性单位向事业性和产业性单位转变，从单一的投资体制向多渠道集资转变，从精英教育向大众化教育转变，从统招统配的唯分数论考试招生制度向素质教育导向的考试招生制度转变……在原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杨德广看来，尽管如今的教育体制确实存在不少积弊，但成绩同样显而易见。
“30年来，特别是近几年来，政府职能转变和简政放权的力度不断加大，在国家层面大力推进中央向地方放权，政府向学校放权，强化学校的办学主体地位，支持专业机构和社会组织规范开展教育评价，坚持以学校为主体，以学生发展为本位，健全多元化的评价标准，采用现代化评价方法和技术保证教学评价的科学性、规范性和独立性，切实发挥教育评价的诊断、导向和激励作用，努力形成政府管教育、学校办教育、社会评教育的格局。”中国教育学会会长钟秉林感慨。
《决定》释放的改革红利，如何真切地投射在学生身上？
在钟秉林看来，“指挥棒”的转向正推动着整个人才培养模式的改变，“30年来，我国中小学评价模式正在发生实质性的转变，破解应试教育制度环境正在逐步形成，比如上海市全面推行‘绿色评价’，不再以分数和入学率作为学生考核和学校评价的唯一依据，先后颁布的《关于推进中小学教育综合质量评价的意见》也在改变评价中小学教育质量的导向。与此同时，我国大中小学的人才培养模式改革不断深化，坚持以提高质量和优化结构为核心的内涵发展，已经形成广泛共识，许多中小学校立足校本研究，积极探索学生全面发展的有效教育模式，许多高校面向社会需求，结合学科专业特色，积极探索多样化的人才培养模式，努力培养经济社会发展急需的拔尖创新人才、学术性人才和应用型技术人才”。
不可回避，当改革进入多元、多层推进的状态，不少理念、体制、机制上的藩篱阻碍着改革落地。
“目前在有的地方，教育改革深陷‘坐而论道’‘翻来覆去’和‘为改革而改革’的境地，究其原因，大多与淡忘了对教育体制改革的价值追求有关。这不由得使人想起黎巴嫩诗人纪伯伦的那句诗：‘我们已经走得太远，以至于忘记了为什么而出发’。”中国高教学会会长瞿振元感叹。
“《虎妈猫爸》这个电视剧反映出社会对教育的一种畸形的焦虑和各种教育思想之间的冲突。”华东师范大学终身教授叶澜说，教育体制改革30年来，名和利使中国教育怪象丛生，有三种表现：一是争名夺利，喧嚣常态化；二是急功近利、行为短期化；三是盗名窃利，手段卑劣化，“我们今天面临的不仅是没有完成的任务，还有如何消灭这些怪象，让教育回归其本质”。
上海市教委副主任尹后庆强调，改革动力必须源自共同的教育价值观，“在今天利益多元、价值多元的背景下面，大家都在对教育发表意见，使得很多事情非常非常难办。今天我们的教育改革，形成全社会共识比较难，但我们要下决心尽可能地在一定程度上达成共识，然后逐步地去推动今天的改革”。
“我感觉到我们教育生态出了点问题。”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常务副主任范国睿向长期被诟病的“一放就乱、一管就死”的教育体制“开炮”。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如何理顺？政府职能与学校办学自主权如何协调？这是《决定》颁发伊始就直指的问题核心，可直到今天，这依然阻碍着改革前行。
“中国教育人事权、财政权、事务权高度分割，从而形成了高度集权。教育一旦出现问题，人们首先责问的是教育行政部门，其实各级教育部门对教育事务的管理权限有限，教育部门常常代人受过。”山东省教育厅副厅长张志勇指出，“在组织、编制、发展改革委、人社、财政部门面前，教育是一个弱势部门，根本原因就在于教育事务管理方面形成了高度集权管理模式，教育部门没有相应的发言权，这种高度分割又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已经成为教育生产力解放的最大体制障碍。”
叶澜认为，很多教育问题长期未能得到解决，很大原因在于没能厘清教育跟社会的关系，“教育跟社会的关系中，我们历来强调教育要为社会服务，但忽视了社会要承担起它应该承担的教育责任。没有社会整体性对自身教育责任的认识和多种力量形成合力，基础教育改革再要朝前走会有大的难度”。
“改革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工程，教育牵涉的方面是很多的，教育的很多权力并不在教育部门本身，比如教育的计划权是在发改委，教育的财政权是在财政部，所以教育改革必须是多部门合作的综合性改革。”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谈松华也赞同这样的观点。
范国睿指出：“新提法是教育领域综合改革。过去我们可简单地讨论课程改革，今天已经不能这样来思考问题了，必须进行系统化顶层设计，强调改革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
站在学校的角度，不少专家则为学校“婆婆太多”“被管得太死”而叫屈。
“我国大学在治理和文化上存在很多问题没有理清，高等教育发展靠政府拉动的多，大学自发的少；自上而下的多，学术驱动的少；功利性的短期项目多，长期的少。”清华大学副校长谢维和对此不无担忧，“大学整天围着大大小小的指挥棒转，疲于应付，很难静下心来从点滴做起，谋划长远。”
“一系列繁文缛节的制度和项目评估都在约束高校发挥空间。我们的政策采取市场化方式配置资源，看似是为了达到所谓效率，但实际上这种市场化的方式最后反而导致高校为了迎合政府的取向投入大量精力，正常秩序反而受到了影响。”国家教育宏观政策研究院副院长阎光才指出，“政府往往是防范和维稳的心态，加上中国的老百姓习惯一旦出现问题把什么都推给政府，有的高校对政府过度依赖，所有的这些方面都把政府推到了承担无限责任，但又非常心有余而力不足的位置。政府收放之间总是犹犹豫豫，还会对高校、教职员工采取干部管理的取向，所以导致了这样一层一层负责的体系。”
重新站在改革的历史关口，除了总结与回望，更大的意义在于为正处在改革深水期的新一轮教改指明方向。
“30年前不是这样的‘水’，也不是这样的‘坚’，现在之所以有很多难啃的‘硬骨头’，除内部积弊变硬外，还有外部利益关系更趋多元化和复杂化。”教育部教育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张力坦言。
瞿振元：面对“四个全面”战略布局以及全面深化教育改革的艰巨任务，我们应当系统思考：把一个什么样的教育带入全面小康社会？毫无疑问，这样的教育是与全面小康社会的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和生态文明建设以及党的建设相适应的教育；应当能够不断地满足人民对“更好的教育”的期盼；能够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的人力资源基础；能够面向世界、参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人类和平与发展贡献中国智慧和中国力量。
袁振国：我的观点是把“办人民满意的教育”变成一个更可操作的概念——办可选择的教育，要做到有个性无好坏，有类型没等级，有差异无差距。
记者：如何激发学校活力、扩大其办学自主权，改变政府“统得过多”的管理体制仍是新一轮教育改革的关键所在。在权力的放与收之间，政府、学校、社会之间应该如何构建新型关系？
张志勇：我认为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及其教育行政部门对教育事务管理权上下层级之间的划分，要重新进行建构。第一，必须进行大力度放权。第二，各级政府向社会让度教育决策参与权。第三，各级政府也应向学校放权，关键是要依法确保各级各类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人事管理自主权。我们希望要尽快起草《学校法》来明确政府学校权力边界。
范国睿：解决三者关系首要点是要善治，也就是要有好教育。公平的教育是好教育，有序的教育是好教育，优质高质量的教育是好教育，充满活力的教育是好的教育。好的教育是需要有保障的，需要构建一种社会政府学校之间的新型关系，来确立不同责任。
记者：应如何推进“简政放权”？教育主管部门要简什么、放什么？学校究竟想要什么权？
阎光才：放权，不是放给某一个人或者某一层级的领导，而是放给制度。目前最关键的一点就是国家没有《大学法》或者《大学组织法》。
张志勇：在规范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同时必须建立学校内部制度，向教师、向学生、向家长、向社区让渡权利。
叶澜：为什么我们学校办学的自主权得不到落实？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们是把要素的变革放在最前位，而对整体变革缺乏思考。今天的教育改革要从要素变革走向综合整体。
钟秉林：要加强综合改革，探索协同创新。政府要重视教育改革的系统研究和顶层设计，提高教改立项的系统性和项目管理的协调性。（本报记者邓晖整理）
《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1985年5月27日）：
教育体制改革的根本目的是提高民族素质，多出人才、出好人才
■必须从教育体制入手，有系统地进行改革。改革管理体制，在加强宏观管理的同时，坚决实行简政放权，扩大学校的办学自主权；
■在今后一段时间内，中央和地方政府教育拨款的增长要高于财政经常性收入的增长，并使按在校学生人数平均的教育费用逐步增长。
把发展基础教育的责任交给地方，有步骤地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
■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实行基础教育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的原则；制订义务教育法；
■基础教育管理权属于地方。除了国家拨款以外，地方机动财力中应有适当比例用于教育；鼓励单位、集体和个人捐资助学。
■在改革教育体制的同时改革有关的劳动人事制度，实行“先培训，后就业”的原则；
■根据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要求，我国广大青少年一般应从中学阶段开始分流；
改革高等学校的招生计划和毕业生分配制度，扩大高等学校办学自主权
■改变高等学校全部按国家计划统一招生，毕业生全部由国家包下来分配的办法；
■实行中央、省（自治区、直辖市）、中央城市三级办学的体制；
■高等教育的结构，要根据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科技进步的需要进行调整和改革；改革教学内容，教学方法、教学制度，提高教学质量。
加强领导，调动各方面积极因素，保证教育体制改革的顺利进行
1985年 颁布《中共中央关于教育体制改革的决定》。成立国家教育委员会。
1993年 印发《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教师法》，明确“211工程”建设目标
1999年 发布《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决定》，“985工程”正式命名
2001年 颁布《国务院关于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决定》
2003年 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
2006年 修订通过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2009年 全国普及九年义务教育人口覆盖率达99.7%
2010年 印发《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
2012年 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达到4%
2014年 全国职教工作会议召开，新一轮高考改革全面启动
2015年 发布《关于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促进政府职能转变的若干意见》（本报记者 晋浩天 整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