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学校实行的是一种扁平化组织架构，在这种架构中，校长的权力明显受到了限制。比如，教职工的聘任，由各年级、各部门双向选择。财务方面，校长只有批准年度预算和监督预算执行的权力。教育教学方面，校长只有规划课程的权力。
北京十一学校的育人模式改革，是一场涉及课程形态、班级组织形式、学生管理方式、学校组织结构，最终改变整个学校生态的全方位变革。其中的每一项改革举措，都“伤筋动骨”。
为什么这样一场改革能够在十一学校顺利进行？为什么许多学校觉得不敢改、不想改、不能改的地方，在十一学校都能被彻底颠覆？
深刻的变革往往带给人挣扎。过去的辉煌、经验、习惯，未来的变化、未知和渺茫，就像一道道围墙挡住去路，让教师们纠结、失落、痛苦。改革要想成功，必须突出重围。突围，既需要先破后立的勇气，也需要先立后破的智慧，更需要等待的耐心与包容。
李希贵在业内不是一个按部就班的人，其过往的多次改革探索，在基础教育界很有些名气。2007年，他从教育部基础教育质量检测中心的官位上请辞，主动要求掌管十一学校，教师们怀着复杂的心情等待着这位“能人”的三把火。
谁知，开学一个多月，既没等来全校动员大会，也没有等来暴风骤雨式的改革。教师们只看见校长经常在校园里遛弯儿，走进办公室找教师聊天，走进教室和学生说会儿话。
渐渐地，平静的校园里，循规蹈矩的教师们显现出另外一面：
教生物的王爱丽是个博士，但怎么也学不会像其他老师那样一字一句地讲解知识，还得让学生爱听。
英语老师侯敏华害怕开学，不是因为教得不好，而是因为害怕在一年比一年高的高考分数里迷失了方向。
物理老师秦建云在课堂上挥洒自如，课下却和绝大多数教师不说话，还扬言“你要是相信了领导，实际上就背叛了自己”。
“干了一辈子教育，谁都希望找到一条对的路。”李希贵在自己的随笔中写下了美国教育学者的一句话，“但是，大多数老师都曾经历过一两次对过去学校改革的失望，因此，迅速拥护一种新的改革，这个想法在一些人看起来很傻。要在这样一些经历过变革坎坷和挫败的老师中启动变革，必须细心培育变革的种子。”
与教师们共同勾勒未来的愿景，是诱发变革的第一步。2007年暑假，十一学校启动《十一学校行动纲要》的制定。
会上，不知是谁抛出了一个既理想又现实的问题：“在升官发财的同学、朋友面前，老师们拥有哪些值得骄傲的资本？”
几番争论后，答案浮出水面，“从学生对社会的贡献中寻求自己的价值”。大家一致同意教师的职业定位应该是“在学生今日之爱戴与未来的追忆中，寻找富有乐趣的教育人生”。
记者在研读中发现，这份总计100条的学校纲要，没有一句空话、套话。今天教改的一切举措，几乎都可以在这份纲要里找到依据。
比如，课程怎么改？纲要上写着“课程建设应与学校培养目标相一致；课程建设应立足学生成长需求，符合学生认知规律，尤其要关注不同类型学生的成长需要”。怎么管理学生？纲要会告诉你“坚持主题教育，学生能做的，教师不要包办”。
纲要还提出要把学校“建设成为受人尊敬的伟大的学校”。“就这句，开始我特别不理解。”务实的王春易觉得学校把话说得太大，“但是，当我看到要把学生培养成‘志存高远、诚信笃志、言行规范、思想活跃的杰出人才’这句时，我恍然大悟，身为教育者，我们确实应该让自己站得高一点，从民族和国家需要的角度去考虑培养人才。我们的改革最重要的使命，就是培养具有社会责任、勇于担当、富于创新的国家栋梁和民族脊梁。”
这份纲要的制定历时长达两年，经过全校教职员工和学生的三轮讨论，最终以97.4%的赞成率获得通过。在构思、表述、争论、修改的过程中，教师们心中的教育理想和激情不知不觉被点燃了。
当教师个人的教育理想与学校的改革愿景融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强烈的突出重围的愿望，而共同价值观的形成，让这场突围有了明确的方向。
改革让某些教师感到绝处逢生，而另一些教师却痛不欲生。
经验告诉改革者，这个时候如果用行政命令硬推，只会加深教师们对改革的焦虑和抵触，为学校的未来埋下隐患。所以，改革最好在没有行政要求的状态下发生。
学校决定请秦建云出任课程研究院院长。这个机构没有行政级别，没有专职人员，却是十一学校改革构思中的技术研发部门、学校的“大脑”。
“改革开始的第一个学期，没干别的，就是找人聊天。”秦建云回忆说，“有的老师要沟通七八次，才略动一动。”他笑称：“这一个学期说的话比过去10年都多，成果是40%左右的老师认可了调整课程的思路，60%的老师表示怀疑、观望或不赞同。”
对这样的结果，十一学校的改革者们心中早有对策，那就是“鼓励先进，允许落后”。
在设计分层、分类、综合课程时，语文和英语没有参与，因为教师们觉得这两个学科不适合分层，但应怎么改还没想清楚。
拆掉教室里的讲台也没有一步到位，而是时机成熟一个拆一个，前前后后花了两年多。
王春易在对课堂变革感到迷茫的一年中，校领导从来没有向她提过要求。“他们怎么会有那么大的耐心，去等待老师的觉醒呢？”
秦建云说，自己看到过太多表面一套、背后一套的改革，因为得不到教师真心接纳，最终都走不下去。所以，十一学校给教师空间，给教师选择，让每一个教师朝着自己的梦想，凭智慧走到一条适合自己的道路上。
十一学校的改革没有从一开始就全面铺开，而是根据各年级的实际情况逐步实行。刚刚开始改革一个多学期的高一学部主任田俊告诉记者：“这个地方的改革没有‘一刀切’，也没有共同的模式，它是一个百花园。渐渐地，一大批优秀老师成长起来，开始以教育家的情怀、教育家的境界、教育家的心态、教育家的智慧，来影响学生成长，推动学校发展。”
不走寻常路，不按年级进度备课上课的数学老师潘国双被吸收进课程研究院。被学生评价“有想法”的历史老师贺千红成立了“贺千红过程评价工作坊”，总揽全校的过程性评价体系开发。曾经发愁讲课的生物老师王爱丽，被推荐到全校老师面前，分享自己的自主学习教学法。改革中遇到的各种问题，老师们都可以自主成立课题组进行实验。
“那段时间，每天可高兴了，心里就想着改革，走在路上也想，躺在床上也想，恨不得第二天赶紧到学校看看有没有效果，还有哪儿需要改进。”在这样的环境下，王爱丽第一次唤起了对教师职业的热情。
教师们还发现，“学校的会少了，不检查考勤、备课情况了，就连分数这样的评价指标也不出来兴风作浪了。看来真要让我们自由成长”。
学校通过这些举措，帮教师分担改革的风险，特别是教师们顾虑最多的“成绩”。现在，高考成绩不再与教师个人评价挂钩，改为学科团队整体评价。
十一学校的领导者认为：“教师肩负着塑造学生精神生命的神圣职责，从事着世间最复杂的高级劳动，这样的职业怎么可能靠几张试卷去判断优劣呢？”
每个学期期中，学生都会对教师作出诊断，依据是代表教师职业特点的十大要素，比如“老师能够公平对待每一个学生，做到一视同仁”，“能从老师那里学到很多分析问题的方法”。
还有一些无形的尺子，选课就是其中之一。艺术教师王晓霞告诉记者：“教师们都会上选课平台看，谁的课先被选满，可有面子了，没人选的教师，不得不想办法改变。”
十一学校大部分改革都是一线教师策动的，校长只是有时出现在教师们中间，说上一些“不要着急”之类的劝慰之语，或者是在风和日丽的时候，提醒大家不要丢掉雨伞。
李希贵对自己的定位是“首席服务官”，是在教师们冲锋陷阵的时候，为他们递水擦汗、摇旗呐喊的人。因为“真正的领导力恰恰产生于服务，只有因为你的服务帮助别人走向成功的时候，别人才可能成为你的追随者，这时你才有了领导力，才真正可以被称为领导者。这样的组织，被称之为领导型组织”。
十一学校的改革，最终触及的是学校组织结构和管理方式的转型。李希贵认为，从传统管理学中照搬来的模式，对于学校这种知识型的组织来说已不再适用。构建领导型组织，必然要“激活每一个员工的主动性、积极性、创造性”。
通常，学校组织采用金字塔结构，校长处于塔尖，普通教师处于塔底，中间隔着四五个层级。这样的组织结构下，最权威的决策和指令来自塔尖，而最可能孕育明智决策和管理指令的基础却处于塔底，中间曲折迂回，顺畅对接并非易事。
在改革中，十一学校实行的是一种扁平化组织架构。一位教师告诉记者，学校只有校长、级部和教师三个层次。
在这种架构中，校长的权力明显受到了限制。比如教职工的聘任，由各年级、各部门双向选择，从选择过程到聘任结果，校长无权过问。财务方面，校长只有批准年度预算和监督预算执行的权力，而没有批准每一笔财务开支的权力。教育教学方面，校长只有规划课程的权力，不得在具体教学方式上指手画脚，更不得从脑袋里想出一个所谓的教学模式便在课堂上运用。
不仅如此，校长还必须“每年接受教代会的信任投票，达不到规定的信任率，校长必须自动请辞”。
这样做的目的只有一个，只有收紧了管理者的权力，才能使每个人都成为改革的参与者，成为自己的CEO。
现任高三年级主任的于振丽告诉记者，在改革之初，年级鼓励任课教师参与日常管理事务，由教师以项目组的方式管理早晚自习、诊断与评价、日常行为规范等。在汇报工作时，她习惯性地称之为“分布式管理”，“可每次李校长都会纠正说，是‘分布式领导’”。
“管理是被动的，老师只会对‘上级’负责，领导则是主动的，老师会对自己负责，对他所做的事负责。”于振丽这样理解。
在一些场合，李希贵会讲起哈佛经典案例“谁背上了猴子”。研究者通过对大量公司、学校和非政府组织的管理者进行长期跟踪调查发现，当下属遇到困难时，领导们习惯于替下属把担子接过来，就像背上了一只又一只的猴子。但是，在这场尚无先例的改革中，“纵使你有三头六臂也不可能想出一套完美的解决方案”。
从改革的琐事中解放出来的学校领导，可以花更多的时间为教师们寻找资源、创造机会、发现问题、进行引导。
李希贵说，自己最好的位置是走在改革队伍的中间。“如果领导在前面冲锋陷阵，一旦掉进陷阱里，整个队伍就会乱套。只有在中间的位置，才能知道大家行走的快慢，才能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
站在改革队伍中间的校长，更像是一部导航仪，根据人才培养和社会需要定位，不断调整改革的方向、改革的速度和改革的效率，确保改革一直朝着正确的方向走下去。（本报记者李曜明高靓）
给每个学生提供适合的教育，才是最好的教育。要以学生为主体，把选择权交给学生。北京十一学校全校4000名学生，有4000张课表，学生们学得主动、学得愉快、学得刻苦、学得成功。这是人才培养模式革新的一条正确道路。当前我国教育改革的重点应该从课程改革入手，放在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上，使各种人才脱颖而出。北京十一学校的改革值得在有条件的学校推广。
北京十一学校让我感到震惊，每个学生的脸上都有幸福的笑容。当我在休息室为学生签名时，校长李希贵等在一旁，我给很多学生签完名后，他才和我交谈。李校长在学生面前如此平等，让我感受到真正的师道尊严。学生们在校长面前没有恐惧，而是像朋友那样。我以为该校的素质教育，足以成为全国学校素质教育的标杆。
孩子刚进入十一学校的时候，有过一段不适应。老师不手把手教了，孩子不知道怎么自学，很苦恼。后来，在导师的关心下，孩子按照学校的过程性管理要求一步步走过来，如今已经完全适应了这种新的自主学习方式。作为家长，我很感谢十一学校这种把传统的“要我学”转变为“我要学”的教育改革。
选课制度给了我学习自己喜欢的东西的机会，我可以连续两个学期选择影视编导与设计，对拍摄电影有了初步积累。对于必修课程，我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课程和老师。更重要的是，选择的自由让我对自己更负责。这就是教育改革的意义，让我们从依赖学校变成自己主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