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性”小议

王晓杰

初识“国民性”，还是在学习鲁迅先生的《藤野先生》时，“有中国人给俄国人当侦探，被砍头时，围看的中国人却叫好”。当时，我对此描写充满了愤愤之情，却不能深度解释是为何。

后来，类似的场景多次在书中读到。如在第一次鸦片战争期间三元里抗英的故事。我们不清楚的是，1841年三元里民众抗英的同时，也有不少民众成为英国军队的后援。据记载，仅三元里一地，其时就有1200名援英者被搜出，这个数字要远远超过丧生三元里的英军数量（据《南海县志》称毙敌数人）。不仅仅在三元里，在两次鸦片战争中，都有众多的中国民众为英法联军提供后勤、刺探情报、引路等服务。在民族危难之际，掀起维新变法的“戊戌六君子”想用自己的血肉去唤醒麻木的中国人，奈何冷漠的看客不解心意，把他们被砍头的场面当做表演来观看。更有甚者，大呼着向刽子手扔赏钱。记得金一南将军曾讲过，“整个十四年抗战，协助日军作战的伪军人数高达210万，超过侵华日军数量，使中国成为唯一一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伪军数量超过侵略军的国家。”类似的这种事情，在历史上发生了很多很多。

这一切到底是什么原因？阅读完张宏杰先生的《中国国民性演变历程》后，我姑且用“国民性”这个词来解释。张宏杰先生认为，中国独特的历史和独特的政治文化造就了国人的 “顺民性格”。这种“顺民性格”决定了他们可能会在任何权力、暴力和不合理现象面前低头。无论什么时候，他们都会选择顺从，而不是反抗。而造成这种国民性的根源则是几千年来中国的专制制度。套用鲁迅先生在《春秋闲谈》中的比喻，“专制技术就是掠夺者刺在中国社会神经上的一根毒针，它使得中国社会麻痹、僵化、失去反抗力，以利于它肆无忌惮地敲骨吸髓。”孟德斯鸠在其《论法的精神》中讲，“中国是一个专制的国家，专制的原则是恐怖，专制的目的是平静”。长期遭受这种体制的“浸染”，使得中国的老百姓形成了一种天然的“自我且固步自封”心态，这不得不令我们深深反思。

最先打破这个的就是梁启超先生。 戊戌变法失败后，他提出了一个新的救国理念：“一个国家改良的前提，就是先培养出新型的国民。”他还提出“以小说塑造新人”的思路，影响了后来的很多知名学者，鲁迅先生写的《阿Q正传》就是受此影响。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以陈独秀、鲁迅和胡适、钱玄同为代表的文化大家更是提出了“文化决裂论”。今人看来，虽比较绝对偏激，但也能从中体会到前辈们致力于国民性改造的拳拳之心。

今天的中国，传统与现代依旧在各个层次交错重叠。必须承认，时下社会受传统影响，存在着诸多“不和谐”现象，然社会的进步，总是需要代代人的不断反思与努力，甚至针砭时弊。我们只有勇于正视自己的一些问题，才能在未来的发展中占据更好的地位。习近平总书记讲话中说到应有“文化自信”，切勿妄自菲薄，失去了本来，也许就真的“失无所失”。总之，做好自我，保持自信，时刻反思，一切会越来越好！